富有理念的现实主义教育 ——陶孟和论教育的 - 体育风尚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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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理念的现实主义教育 ——陶孟和论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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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社会性是19世纪后期以来讨论教育学转向的核心问题。无论是涂尔干、杜威，还是美国进步主义时代教育改革的践行者，都看到伴随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与深入，城市与乡村的生态环境、人口数量与组成的深刻变化，人的社会生活样式以及人的思考与情感模式都发生了急剧变动。各种形式的传统教育，无论是依托于宗教团体的，还是注重文本文法训练的，或是强调绅士品格与修养陶冶的，都面临与现实社会世界脱节的问题。教育从个人转向社会成为一个普遍趋势。同时，教育也不再是精英阶层垄断的产物，而逐渐向更普遍的民众开放。这一趋势伴随着公立教育系统的确立与稳固，教育方法和理念的转变(从单纯的教转为注重理解)，教育与包括职业需要在内各个社会环节沟通的深入，以及传统人文教育优势逐渐被科学化的全方位把握社会现实世界的社会科学所代替的可能。围绕教育社会性的讨论突出教育制度是内在于社会生活的，而课堂也是社会生活的体现[1]6-29，现代教育也是公民教育，以完善社会为目标等议题展开[2]467-484[3]3-61。教育也从单个学校的传统(如涂尔干讨论的巴黎大学)中脱离开来而愈益与现行时代社会变迁相贴合。

我国教育社会学也诞生于此背景之下，最早及最有影响的教育社会学论述来自社会学家陶孟和。

陶孟和(1887—1960年)，原名陶履恭，字孟和(后改为以行，署名见于1924年《太平洋》《国闻周报》等。又署孟和，见于《新青年》等处。出版有《孟和文存》)。生于天津，祖籍浙江绍兴。其父陶仲明是晚清翰林严修创办的严氏家塾(南开学校前身)塾师。1901年陶父去世之后，严修改定了先人所设立的义塾课程，并在陶仲明的家中设学，陶孟和继续在严修的私塾中求学。1904年，严修将家塾英文馆改为敬业中学堂，陶孟和为敬业中学堂师范班学生。1906年，敬业中学堂建新校于南开，改称为南开中学，陶孟和在南开中学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同年以官费生资格赴日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历史学与地理学。1910年，再次以官费生的资格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与社会学，师从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1864—1929)和韦斯特马克(Edward Alexander Westermarck，1862—1939)，并于1913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留英期间，陶孟和受到创立费边社的韦伯教授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的影响比较大。韦伯夫妇对于劳工、事业、贫困、老年人等问题做了广泛调查，并且从融合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考察社会问题，希望借此通过立法和其他措施对其做出改善。这些社会改良主义的理念应该对陶孟和本人的社会调查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4]364

同年归国后，陶孟和先后在商务印书馆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职，并最终于1914—1926年在国立北京大学任教。1920年起担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924年又兼任燕京大学教授。在北大教书期间，陶孟和开设了“社会学”“社会问题”“教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伦理”等课程。1926年，陶孟和受庚款基金董事会(后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托，筹划组建了社会调查所，并担任秘书一职。1929年，社会调查所改名为北平社会调查所，陶孟和担任所长一职。1934年北平社会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于1945年1月改称为“社会研究所”)，陶孟和仍任所长一职。1934年初至1941年下半年，陶孟和曾先后在北平、天津、江苏江宁和浙江兰溪等市县从事社会调查，后到江苏、安徽、浙江、河南、陕西、云南、贵州和四川等省的县市进行专题调查，并编著《中国之县地方财政》。抗日战争期间曾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资格于1938年6月至1945年4月，当选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9月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1948年4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长兼联络局局长、社会研究所所长和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陶孟和一生著述颇丰，在伦敦大学求学时期，他与同学梁宇皋一同搜集大量资料，用英文编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Village and Town Life in China)一书。陶孟和归国之后投身于对中国的社会调查活动之中，于1928年完成并出版了《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上海社会调查所，1930)一书，同樊弘、李景汉等人一同为中国社会学的调查研究开创了良好的开端。除此之外，陶孟和的编著还包括《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1)此书是陶孟和帮助北京社会实进社写出的社会调查报告，原文为英文。北京社会实进社在1914—1915年从事了这项名为“洋车夫生活状况调查”的项目。《孟和文存》，由讲义而整理出版的《社会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22)、《现代心理学》(新潮社，1922；北京大学出版部，1923)和《社会问题》(商务印书馆，1926)等。同时，作为关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知识分子，陶孟和还在《新青年》《新教育》《太平洋》《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人类文化之起源》《社会》《女子问题》《新青年之新道德》《社会调查》《欧战以后的政治》《中国的人民的分析》《论大学教育》《新历史》《贫穷与人口问题》等文章，涵盖多个议题，影响颇为广泛。[5]791[6]359[7]1081[8]400